在先秦众多战争中，有不少现象是耐人寻味，战争当事人的某些举止行为，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，例如：推翻了敌对政权以后，分封其子弟延续其血祀；又如战场上明明有聚歼敌人的机会而轻易放过等等。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后人觉得是很愚蠢的，其实不然，这恰恰体现了先秦时期战争的特定时代文化特色。

已经介绍过，先秦战争大致以春秋中期为界限，区分为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，概括的说，自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，在战争指导上更多侧重“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利”（摘自中国历史丛书）简单的说就是敌对双方虽然在战场一决胜负，但是同时也崇尚“军礼”的基本精神，贯彻“仁本”的人道宗旨。举个例子：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，曾分封纣王子武庚禄父“殷之余民”，让其延续殷商的血祀，保持殷商的传统。即使在周公东征平叛以后，周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已经完全稳固，也仍将殷商嫡裔微子封于宋地，爵为上公，以延续血祀。这就是比较有名的比较典型的“兴灭国，继绝世”的事例，其中“仁本”精神隐约可见。

由于受到“军礼”传统的规范和约束，春秋前中期之前的战争的手段也相对显得比较温和。战争指导者更多的追求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境界，或者小战而“信己之私”（达到自己目的），军事威慑往往多于正面会战，稍胜即止往往多于斩尽杀绝。春秋初期齐恒公所从事的战争，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。他在位大概43年，参与了很多的军事行动，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外交活动的威慑作用，来达到自己的战争目的，这是他的一大战争特色。也是孔子称赞他“正而不谲”的缘由。（齐恒公时期战争也有例外，但是是个别的战例：乾时之战，长勺之战。）

应该说，在春秋中期以前战争历史上，齐恒公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孤立的现象。我看了《左传》，里面就有很多的例子。例如：《左传隐公八年》记载；齐国出面调停宋、卫两国与郑国的关系，在温地举行大会，订立瓦屋之盟，化解了矛盾。其他像公元前770年屈瑕率领楚军大败绞师，结城下之盟而还；公元前571年，晋、宋、三国围攻郑国，逼迫郑国求和。凡此等等，不胜枚举，都充分反应了当时战争以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普遍性。

战争的目的宗旨决定着战争的饿方式。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，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“礼”、“仁”一类的原则。军事行动中有“不加丧，不因凶”的限制，即不允许乘敌国遇有君王去世或闹灾荒等重大变故之际发兵攻打。这一点从现在存在的史料上来看，是普遍遵守的。如《左传襄公四年》记载，当年三月，陈公死去，楚国原先计划攻陈，这时候就中止了这次军事行动。又如《左传襄公十九年》记载，当年晋国率军攻齐，当军队快开进齐国时候，传来了齐灵公去世的消息。晋军统帅部当即决定停止进攻，班师回国。为此，《左传》的作者对此大加赞赏，指出这是“礼也”合乎“军礼”的要求。其次，由于当时战争归总于“礼”、“仁”，因此，在战场交锋上提倡正大不诈的原则，这在《左传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中均有相当的叙述。《司马法仁本》说：“成列而鼓，是以明其信也。”宋襄公则讲：“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”《司马法》说：“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，是以明其仁也。”等等，都说明了他们对古代军礼的申明和执著。

　　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、指导战争的时代特征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当是同当时的饿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，且相互又有宗族、姻亲关系分不开的。《左传闵公元年》引管仲的话说：“诸夏亲昵，不可弃也。”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，而它反应在战争指导思想上，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的色彩。《公羊传》贵偏战而贱诈，就是明显的标志：“偏，一面也。结日定地，各居一面，鸣鼓而战，不相诈。”可见“兄弟之国”、“甥舅之国”名分的存在，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原则讲究的是正而不诈，而任何不遵守中国一原则的做法，均被看成是违背“军礼”的行为：“合诸侯而灭兄弟，非礼也。”在班固《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》说：“下汤武受命，以师克乱而济百姓，动之以仁义，行之以礼让，《司马法》是其遗事也。”这可以说是对早期战争基本特征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和揭示。

当然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，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变，军事领域中的旧的“军礼”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。自春秋后期起直至整个战国时期，战争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。这首先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的根本性进步，即由“以礼为固”向“兵以诈立”的过渡，由重“偏战”的“堂堂之阵”演变为“出奇设伏。”《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》中指出：“自春秋至于战国，出奇设伏，变诈之兵并作。”这十分简洁而准确地揭示了先秦战争逻辑变化的轨迹。

　　以诡诈为特色的战争指导现象，在早期战争史上的一些战例中已经出漏端倪，但是从春秋后期起，它更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。无论是春秋晚期的柏举之战、姑苏之战，秦统一六国之战等等，都在不同侧面、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诡诈作战的基本特点：避实就虚、料敌察机、造势任势、兵不厌诈、出奇制胜、后发制人、设伏诱敌、奇正相生等等。在这里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懂得那些“宏论”。而班固说“出奇设伏，变诈之兵并作”也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。

　　这种由“尚礼”到“重诈”的战争时代特点，不仅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，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军事理论建树方面。如果我们把《孙子兵法》同战国中期的《司马法》作些比较，这一不同的时代特征是显而易见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早在郑友贤《孙子遗说》那里就有扼要的概括：“《司马法》以仁为本，孙武以诈立；《司马法》以义治之，孙武以利动；《司马法》以正，不获意则权，孙武以分合为变。”就是说《司马法》按照仁义的原则用兵，讲究堂堂之阵，正正之师，而《孙子兵法》则根据利益大小打仗，以诡诈机变的手段克敌制胜。

　　其实，这种时代差异要比郑友贤所列举的多得多。在许多问题上《司马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之间都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。凡此种种，实在胜一一列举。要而言之，就是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。而这条鸿沟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，则不外乎战争环境的根本改变。我们今天考察先秦战争的历史脉络，必须了解这种不同发展阶段的鲜明时代特色，才能真正理解由“尚礼”转向“重诈”这一先秦战争的时代特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