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人之所以能够经历百战、攻灭六国、统一天下,尚武的传统是重要因素之一。秦人早期与西北戎狄杂居,由山区而平原,艰难地发展着有独自特色的经济文化。严酷的环境使得他们在建国与扩张的过程中,经常和其他部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进行频繁的战争。强悍的民风对秦人产生了影响。“秦杂戎翟之俗”、东方诸国对秦人“夷翟遇之”,表现出很深的文化隔阂。商鞅推行新法,鼓励民众在战争中立功建业,就是这种尚武风气的反映。军功爵制的有效激励,使秦人在战场上勇于进取,终于使士兵个人成就富贵的“军功”凝聚为国家整体克敌制胜的“军功”。

　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有关信息,也反映了秦民间意识的尚武倾向。《日书》甲种《生子》篇有通过生子时日预言其未来生活走向的简文。如:“壬辰生子,武而好衣剑”(148正贰),“壬子生子,勇。”(148正肆)又如:“壬午生子,谷而武。”(148正壹)“甲午生子,武有力。”(140正叁)“丙寅生子,武以圣。”(142正陆)如此等等,足以说明秦国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对“武”、“勇”的推重。

　　与社会崇尚武力的风气有关,秦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力士。春秋时期有力士杜回,战国时期则有任鄙、乌获、孟说等。甚至连秦武王本人也崇尚武力,给予著名力士以特殊的地位和待遇。据说他亲自与力士举鼎为戏,竟然因过于用力而身残致死。在秦始皇陵园的百戏俑坑中发现了身材魁伟、赤膊傲立的力士的形象。这一发现,为认识秦国的社会风尚提供了新的历史文化信息。

　　秦国发展史,也是秦人推行和实践法家理论的历史。而法家和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因此我们看到许多法家论著中都有兵家思想蕴涵其中。法家执法严酷和讲究行政效率、雷厉风行的风格,与《孙子九地》所谓“兵之情主速”的军事原则也是一致的。以法家思想为理论主导在秦国成功推行变法的政治家商鞅,也是在战场上率领秦军英勇攻战、夺城略地的军事将领。

　　商鞅主持变法时,制定了奖励军功的政策,废除世卿世禄制,制定了二十等爵制。规定不管地位高低贵贱,只要立有军功,就能封官加爵。甚至奴隶,只要能立有军功,也可以拜爵或免为庶人。规定“富贵之门必出于兵”(《商君书赏刑》),“有军功者,各以率受上爵。……宗室非有军功论,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,各以差次名田宅,臣妾衣服以家次。有功者显荣,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(《史记商君列传》)。《韩非子定法》还指出:“商君之法曰:‘斩一首者爵一级,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;斩二首者爵二级,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。’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。”这样的军功爵制大大调动了秦人参与战争的积极性。于是,“民闻战而相贺也,起居饮食所歌谣者,战也。”(《商君书赏刑》)“民之见战者,如饿狼之见肉。”(《商君书画策》)“秦人闻战,顿足徒裼,犯白刃,蹈炉炭,断死于前者,皆是也。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,攻未尝不取,所挡未尝不破。”(《韩非子初见秦》)张仪曾经这样渲染秦军的强大:“秦带甲百余万,车千乘,骑万匹,虎挚之士,T科头,贯颐奋戟者,至不可胜计也。秦马之良,戎兵之众,探前后,蹄间三寻者,不可称数也。山东之卒,被甲冒胄以会战,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,左挈人头,右挟生虏。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,犹孟贲之与怯夫也;以重力相压,犹乌获之与婴儿也。夫战孟贲、乌获之士,以攻不服之弱国,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,集于鸟卵之上,必无幸矣。”(《战国策韩策一》)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不戴头盔的士兵组成的军阵,证实了秦军“虎挚之士”“科头”即“不著兜鍪”的记载。秦国军人能够形成勇猛无畏的作风,除了“商君之法”的刺激之外,尚武的文化传统应是重要因素之一。东方人对于“虎狼之秦”的畏惧,体现出秦军对于六国的军事优势。

　　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,前后109年之间,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以及和西戎、巴、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,同东方六国共作战65次,获取全胜58次,斩首129万,拔城147座,在攻占之地共建立了14个郡,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,败北仅4次。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即位以后,统一战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,仅用了10年时间,便于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六国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帝国,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诸侯分裂割据局面。

　　秦人的尚武风俗一直影响到汉代,形成了人才分布的区域差异。班固在《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》中写道:“秦汉以来,山东出相,山西出将。秦将军白起,d人。王翦,频阳人。汉兴,郁郅王围、甘延寿,义渠公孙贺、傅介子,成纪李广、李蔡,杜陵苏建、苏武,上上官桀、赵充国,襄武廉褒,狄道辛武贤、庆忌,皆以勇武显闻……。山西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处势迫近羌胡,民俗修习战备,高上勇力鞍马骑射。故《秦诗》曰:‘王于兴师,修我家兵,与子皆行。’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,今之歌谣慷慨,风流犹存耳。”《后汉书虞诩传》也说:“谚曰:‘关西出将,关东出相。’”可见秦地尚武传统的文化影响,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。

　　秦文化尚武倾向的另一面是轻文。据《韩非子和氏》说,商鞅曾经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。而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,贾谊称之为“焚文书而酷刑法”,实际上也是商鞅之术的延续。如果说秦能实现统一,成之于尚武,那么它的短促灭亡,则肇因于轻文,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轻文,还表现在对实用之术的重视和对文化建设的鄙薄,这也是有史为证的。

　　秦文化的尚武倾向渗透于秦政的各个层面。以大型工程的经营为例,组织形式体现出浓重的军事化色彩。秦末动乱中,章邯迅速以骊山工徒为主体,组建成有相当强作战能力的正规部队,这一部队后来成为秦政权的最重要的主力军,就是实例之一。以军事化形式管理经济活动,自然可以显著提高效率,但这种行政方式最显著的特征,就是对劳作者基本权利以至生命的轻视。秦政正是因为这一情形而被称作暴政,致使“百姓任罢”(《汉书贾山传》),最终“天下愁怨,溃而叛之”(《汉书刑法志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