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纸币的出现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。纸币渊源于唐代的飞钱。作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制，飞钱伴随着唐后期百余年的历史，对唐代财政、货币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　　严格说来，“飞钱”只是唐人俗称。《新唐书食货志》记载：“（宪宗）时，商贾至京师，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，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飞钱。”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，钱无翅而飞，故曰“飞钱”。在官府文案中，这种现象叫“便换”。史籍中有关飞钱的最早记载是元和六年（８１１）二月制，制文中提到“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，并须禁断”（《旧唐书食货志》）。不过，这距飞钱的出现已有相当时日了。

　　飞钱兴于蜀，且盛于蜀。《因话录》卷６羽部记载，“有士鬻产于外，得钱数百缗，惧川途之难赍也，祈所知纳于公藏，而持牒以归，世所谓便换者，置之衣囊”。这里的“川途”非泛指山川路途，而是专指三川（剑南东西、山南西道）之途。李白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固是诗家夸张之句，但入蜀交通运输一向被视为畏途，亦是实情。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，交通不便，使用携带方便的“飞钱便换”成为迫切需要。

　　蜀地商品经济发达，多用现钱（即铜钱）交易，蜀茶及其它蜀地珍宝物产远销北地、两京，又为飞钱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。其中，尤以茶商与飞钱关系最密切。茶之名品中，剑南蒙顶石花茶占第一位，东川神泉、小团、昌明、兽目等也榜上有名。三川茶商云集，蜀茶代替蜀麻地位，成为四川主要外销商品。茶商利用三川钱物于剑南收购茶叶，转运至上都货卖，将所得钱纳于上都，辗转便换往来，便换在蜀地格外发展起来，兴盛于三川的便换由往来于蜀的茶商独领*骚，因此元和六年制文禁止公私便换时特别提到“茶商”。

　　蜀地印刷事业的发达也与便换互为因果。便换所持之券，《因话录》称为“牒”，因“合券”而言，这种券可能是一种新型印纸。蜀中先进的印刷条件，确实为便换的产生及大量出现提供了便利条件。唐后期益州地位陡然上升，其商品经济之发达，使社会上形成了“扬一益二”之说。益州上升至堪与转输外贸中心扬州相媲美的地位，其中当有飞钱之功。

　　商贾“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”，进奏院及诸军诸使为“公”家便换，“富家”则为私家便换，合起来就是公私便换。这种便换早于元和六年，同时也应是便换产生的最早形式。安史乱后两京失守，玄宗幸蜀，百官诸军富商大贾云集于蜀，他们在蜀置产经商，当属常务。玄宗返京后，政治商业中心又移至长安，但蜀与京的联系并未割断，入蜀商人与京师进奏院（留后院）、诸军诸使、富商展开商业往来，便换便适应这种交往而在公私间约定俗成。刘晏盐法实行后，国家在财政上越来越借重商人，飞钱则从“公私便换”被引入国家财政，川蜀地区盐利、赋税上供等均通过便换形式送省。太和五年（８３１）十月，户部侍郎庾敬休奏称：“剑南〔东〕西川、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，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榷税，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。”（《旧唐书庾敬休传》）可见三川便换之盛。唐代剑南飞钱的这种兴盛特色应与宋代交子（纸币）最早产生于四川密切相关。

　　便换最早出现于“公私”领域而被三司借用，一旦三司习惯便换后，国家开始对公私便换限制禁约起来。元和九年（８１４）五月，“命京兆尹禁诸色人不得与商人私有便换，犯者没入，赏罚有差”（《册府元龟》卷６１２）。这次禁绝最为雷厉风行，京兆尹裴武搜索诸坊，十人为保，严禁与商贾飞钱（《新唐书食货志》）。但这样严刑重法的禁约也未达到将“公私便换”斩尽杀绝的目的。长庆元年（８２１）赦文中又一次提到“公私便换钱物，先已禁断，宜委京兆府及御史台切加觉察”，可见公私便换仍持续不断，而将长庆元年赦文与元和九年制令相较，也不难看出后者的缓和且无可奈何。

　　飞钱制度在唐后期财政领域有所发展。长庆元年赦文中还规定，“宜委度支盐铁使于上都任商人纳榷，籴诸道监（盐）。令在城匹段，各有所入，即免物价贱于外州”。此法已含有折博意向，它是配合禁断公私便换而采取的另一措施，使盐商在京师纳榷，直接到诸道领盐，减少了合券易钱、以钱买盐的程序，应该说给商人提供了便利。但令人叹息的是，唐三司财政采用飞钱、易地领盐法并不是为了给商人和商品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，而是为了解决唐的货币问题、物价问题，亦即通过飞钱、折博，实现将实物货币（布帛）挽留在流通领域的目的。手段与目的如此相悖，决定了唐代飞钱的命运。

　　飞钱还被应用在西北边军粮转输上。《新唐书吴武陵传》记载，长庆初年，武陵上书谏曰：“前在朔方，度支米价四十，而无逾月积，皆先取商人，而后求牒还都受钱。”商人在西北边州按度支米价给边军粮，然后得牒至京师领钱，这种牒，类似便换文牒，也是飞钱的一种。在这种便换中，商人在西北边人粟，较之纳钱，更进了一步。结合盐政领域商人纳榷、籴诸道盐看，飞钱在三司领域已相当发达。只是入粟得钱仅是西北边维持军费供给的手段，法虽先进，但目的及范围狭小，度支盐铁领域的这种折博只能单一且有限度地存在着。

　　晚唐国家财政已离不开便换。咸通八年（８６６）十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上奏说，当司所管江淮诸道两税、榷酒、除陌等钱，“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。自南蛮用兵已来，置供军使。当司在诸州府场监钱，犹有商人便换，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，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。以此商人疑惑，乃致当司支用不充”（《旧唐书懿宗纪》）。据此可见，便换已在三司领域推广开来，江淮诸道州府也普行便换。同时，崔彦昭的奏文还体现出，国家财政越来越仰赖便换，“商人疑惑”，不与三司便换，国家经费则因之“支用不充”。三司便换中，商人实际上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，至唐末期，更是如此。懿、僖宗时战乱不断，漕路多次受阻，三司转运，仰赖商贾，但商贾便换“渐至虚折，商徒则获利倍于往日，所司则侵损转难任持”（《唐大诏令集》卷７２乾符二年南郊赦）。商贾利用虚实估差价，上下其手，纳匹段时以虚估计，合券在诸州府领钱时则以实估折，获数倍之利，国用为之虚竭。至此，国家为维系物价、维系财政支用而实施的虚实估政策，反而成为商人利用的武器，这是唐政府始料不及的。商人也正是利用政府之策、战乱及国家对商人的倚赖，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。

　　唐朝奉行着钱帛兼行的货币政策，唐后期绢帛虽逐渐退出流通领域，但唐政府一直努力坚持，力图减缓绢帛消退的进程，所以飞钱这种新制一出现，也就与旧的货币问题夹缠在一起。在唐政府力量强大时，也许能够取得便换上的主动，利用国家势力干涉便换物价，达到国家获利、物价上涨的目的。但随着国势消退，商贾取得便换主动权，虚实估反而成为使国家受损的弊政。飞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，将这种先进手段引入财政，是值得肯定的；只是引进的目的与之相反，唐代飞钱正是带着这种矛盾的特色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

　　飞钱是在剑南交通不便、茶商发达的背景下首先发展起来的，元和以前被引入国家财政领域中。随着三司便换的发展，国家却限制了诸道、诸军、诸使及富商等三司之外的便换，将飞钱仅局限于三司汇兑领域中。便换飞钱不能向三司以外发展，更不能转让、货卖。于是，飞钱终唐之世，没有再向前发展。由飞钱到纸币仅仅相差一步，唐代飞钱却没有向这一步迈进。这关键的一步，只能留给宋代来完成了。